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。年歲,知識,理想,都不許他們還沉醉在《武鬆打虎》或《單刀赴會》那些故事中;有那麼一個時期,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;現在一想起來,便使他們特彆的冷淡,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,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。
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奸。年歲,知識,理想,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麵前。
可是,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。在作英雄與漢奸之間,隻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——把忠與奸全放在一邊,低首去作行屍走肉:照常的吃喝,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,醉了就蒙頭大睡。這很省事,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。
是的,鑽到這縫隙中去,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。論力氣,三個人湊在一起,不過隻能搬起一塊石頭來。就說能把塊石頭拋出去,而恰好能碰死一個敵人,有什麼用處呢?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車與重炮。論心路,三個人即使能計劃出救亡綱要來,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;捆赴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。簡直無法可想。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。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;敵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夢。假若他願意等著文憑與學士的頭銜,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。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,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。他把牆上的一麵小鏡打得粉碎,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,那個寬大的腦門,那個高直的鼻子,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,直到國土收複了的一天。忘了祖國與民族?且先忘了自己吧!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?他不想作個英雄,可是隻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。這時代意義隻能用血去說明。
他把範明力和吳聰找了來,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係的學友。範明力的體格比不上王文義,可也不算怎樣的弱。眼睛不大水靈,嘴唇很厚,老老實實的象個中年的教師似的。吳聰很瘦,黃黃的臉,窄胸,似乎有點肺病;眼睛可很有神,嗓音很大,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。他的神氣比他的身體活潑得多。
“有了辦法沒有?”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。反之,他卻是想說出他的決定。
範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,嘴角微微往上兜著,作為不便說什麼的表示。
“我們逃吧?”吳聰試著步兒說,語聲不象往日那麼高大,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。
“逃?”王文義低聲的問,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:“不,不能逃!逃到哪裡去?為什麼逃?難道這裡不是我們的土地?”“我也這麼問過自己,”吳聰的語聲高了些,“我並不一定要逃。我是這麼想:咱們死在這裡太可惜,而且並沒有什麼好處。”
“是的,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,可惜;三個人的力量太小,無益。”王文義點著頭說。忽然,他立了起來,提高了語聲象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:“可是,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,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夫沒有絲毫的分彆,再從反麵來說不願作亡國奴的也沒有等級,命都是一樣的,血,沒有高低;在為國犧牲上,誰的血灑在地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。愛國不愛國,一半是決定於知識,一半是決定於情感。在為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,我們若是壓製著情緒,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為自私自利的工具。保護住自己,在這時候,便沒有了羞恥。站在鬥爭的外邊,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。去犧牲,絕不僅是為作英雄;死是我們每個人應儘的義務,不是什麼特彆的光榮。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,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。我不逃,我要在這裡死。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,而是由死的意誌與原因,去定重輕。”“我明白了你的意思!”範明力的厚嘴唇好象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著。“死不為是急速結束這一生,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。”
“我再說,”王文義的寬腦門上漲出些紅亮的光:“我不是什麼英雄主義,而是老實的儘國民的責任。英雄主義者是乘機會彰顯自己,儘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,埋在一塊,連塊墓碑也沒有。”
“好吧,”吳聰把窄胸挺起來,“說你的辦法吧!我願意陪伴著你們去死!”
“我們先立誓!”
吳範二人也都立起來。
“吳聰,範明力,王文義,願為國家而死,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;我三人的身體與姓名將一齊毀滅,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!”
“永在人間!”吳範一齊應聲。
一種純潔的微笑散布在他們的臉上,他們覺得死最甜蜜,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,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著芬香。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著實際的辦法。最難決定的——死——已被決定了,他們用不著再激昂慷慨的呼喊,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,用智慧配合著勇敢,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。他們耳中仿佛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,所以不慌不怕;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。象是回應著那呼召,而從心弦上顫出民族複興的神樂。
在驢兒胡同的口上,無論冬夏老坐著一個老婆婆。灰塵仿佛沒有撲落過來的膽氣,她老是那麼乾淨。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,她那隨著年紀而下陷的眼中,永遠深藏著一些和悅親善的光,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。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;眼還沒有花,可是手總發顫,作不來細活計了。她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,和替男女小學生們,洋車夫們,記著誰誰剛才往南去了,或誰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裡經過,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。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,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“好媽媽”。有人說,她本是姓“郝”的。
城陷後,胡同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。大家似乎沒理到這件事,因為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;即使大著膽出來,誰還顧得注意她:國土已丟失,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?
可是,她到底又坐在那裡了。一切還是那樣,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。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卻多了一些什麼: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,她所認識的人還作著他們的事,拉車的拉車,賣菜的賣菜,可是臉上帶著一層羞愧。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。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,低著頭走來走去,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。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,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,雖在陽光之下,而顯著悲苦慘淡。
活了六十多歲,她經過多少變亂,受過多少困苦,可是哪一次也不象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,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,象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麼難過。她看見了成群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,結陣的飛機在空中飛旋,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捆往敵營去吃槍彈,大批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……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,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“日本”這兩個字。活了六十多年了,她不懷恨任何人,除了日本。她不識字,沒有超過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識,不曉得國家大事,可是她知道恨日本。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,在她的耳邊,在她的心裡,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。沒有理由,沒有解釋,她恨日本。隻有恨日本,她仿佛渺茫的才覺得她還知道好歹,不是個隻顧一日三餐的畜生。現在,滿天飛的,遍地跑的,殺人的,放火的,都是日本,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,隻能從齒縫唇邊擠擦出來。象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淚落那樣,她直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。
最使她不痛快的,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。她對誰都想和善,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著點點頭。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著,在秋陽下閃著白亮亮的冷光,他的腳是那麼寬,那麼重,好象唯恐怕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著。那是“咱們”的地;好媽媽不懂得彆的,那塊地是誰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,象白布上一個紅團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。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。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,那白亮亮的刺刀,寬重的腳,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,踩壓。
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:為什麼咱們不去揍他呢?揍人,是她一向反對的事,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,日本兵,是應當的。揍,大家不但不去揍他,反倒躲著他走呀!咱們的那些壯小夥子簡直沒有心胸,沒有誌氣,沒有人味兒!假若她有個兒子,要去揍對麵的那個兵,她必定是樂意的,即使母子都為這個而砍了頭,也是痛快的。
她不願再坐在那裡,但又舍不得離開:萬一在她離開的那會兒,有人來揍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!她在那裡坐得更久了,那個東西仿佛吸住了她。他簡直象個臭蟲,可恨,又使她願意碰見——多嘴才有人來用手指抹死他呢!她血液中流著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,心中深藏著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,或者使她這樣憤怒,這樣希望。殺了這個兵有什麼用處?她不知道,也不想去思索。她隻覺得有他在那裡是種羞辱,而羞辱必須洗掃了去。正象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,這位老婆婆為著民族與國土——雖然連這倆名詞都不會說——而害羞。凡是能來殺或打這個兵的,她便應當呼之為——容或她會說這個——英雄。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麼紅胡子藍靛臉的人物,而是街上來來往往的那些男子,隻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。在她的心中,在王文義的心中,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,雖然知識與字彙不同,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與這差不多的歌來:“國土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,一樣的熱烈,一樣的鮮紅;每個人愛他的國土如愛慈母,民族的搖籃,民族的墳墓。驅出國境,慘於斬首;在國土上為奴,終身顫抖,是靈魂受著淩遲,啊,靈魂受著淩遲!”
等著,等著那英雄,那平凡而知道儘責任的英雄。啊,那兵又換班了,一來一去,都是那麼凶惡。啊,大隊從南向北而去了,刺刀如林,閃亮了全街。啊,飛機又在頭上了,血紅的圓光在兩翅上,汙辱著青天。我們的英雄啊,怎麼還不來?還不來?老媽媽的盼禱,也就是全民族的呼聲吧?
老媽媽等了許多天,還沒把那英雄等來。可是她並不灰心,反倒加緊的盼望,逢人便低聲的打聽:“咱們怎樣了呢?”那洋車夫與作小買賣的之中也有會看報的,說給她一些消息。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製造出來的,不是攻下這裡,便是打到某處。那些地名是好媽媽一向沒聽到過的,但是聽過之後,她仿佛有些領悟:“咱們的地真大!”同時,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實現:“咱們怎不過去打他呢?哪怕是先打死一個呢?”她的針尖順著拉線的便利,指了指馬路那邊。“好媽媽,你可小心點!”人們警告她。她揉揉老眼,低聲的說:“他不懂我們的話,他是鬼子!”
好消息來了!拉車的王二拿著雙由垃圾堆上拾來的襪子,請好媽媽給收拾一下。蹲在她旁邊,他偷偷說:“好媽媽,今天早上我拉車到東城,走到四牌樓就過不去了,鬼子兵把住了街道,不準車馬過去。聽說我們兩個小夥子,把他們的一車炸彈全燒完,還打死他們五六個兵!”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,眼瞭了馬路那邊一下,剛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來。“倆小夥子都沒拿住,”他的聲音更低了些,可是更有力了些。“吃過飯,我又繞回去,那裡還不準過人呢!聽說那倆小夥子是跑進一家小肉鋪去,跑進去就沒影兒啦。好媽媽,你看肉鋪的人也真有膽子,敢把倆小夥子放走!我們有骨頭的,好媽媽?”
好媽媽幾天沒用過的笑容,由心中跳到臉上。“要是有人敢打那邊的那個東西,我就也敢幫忙,你信不信?”“我怎麼不信?我要有槍,我就敢過去!好媽媽你彆忙,慢慢的咱們都把他們收拾了!有了一個不怕死的,接著就有十個,一百個,一千個,是不是,對不對?”王二十分困難的把語聲始終放低。“你看,魚市上木盆裡養著鱔魚,必須放上一兩條泥鰍。鱔魚懶得動,日久就臭了。泥鰍愛動,弄得鱔魚也得伸伸腰。我就管那倆小夥子比作我們的泥鰍,他們一動,大家夥兒都得動。好媽媽?”
“誰說不是!我在這兒等著,說不定明天就有人來打他,”隨著“他”字,好媽媽的針又向外指了指。“他要是倒在那兒,我死了也痛快!我不能教小鬼子管著!”
第二天,好媽媽來得特彆的早,在遇上熟人之前,已把笑容遞給了紅紅的朝陽。
可是一直到過午,並沒有動靜。“早晚是要來的!”她自言自語的說。
都快到收活的時候了,來了個麵生的小夥子,大眼睛,寬腦門,高鼻子。他不象個窮人,可是手中拿著雙破襪子。好媽媽剛要拿針,那個小夥子攔住了她。“明天我來取吧,不忙,天快黑了。回家嗎?一塊兒走?來,我給拿著小筐!”一同進了驢兒胡同,少年低聲的問:“這條胡同裡有穿堂門沒有?”
好媽媽搖搖頭,而後細細的端詳著他。看了半天,她微微一笑:“我知道你!”
“怎麼?”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。
“你是好人!”好媽媽點頭讚歎。“我告訴你,這裡路南的第十個門,有個後門,可是沒法打穿堂兒,那是人家的住宅呀。”
少年沒有言語。好媽媽慢慢的想出來:“行!我要準知道你什麼時候來,我可以托咐倒臟土的李五給你們開開門。”
少年還沒有言語。
“你的心,我的心,都是一樣!”老媽媽抬頭望了望他。“什麼意思?”
“我說不明白!”好媽媽笑了。“你是念書的人吧?”青年點了點頭。
“那你就該懂得我的話。”好媽媽的臉上忽然非常的嚴肅起來:“告訴我,你明天什麼時候來?我不會賣了你!”“我明天早晨八點來!”
“就是賣杏茶的周四過來的時候?”
“好!賣杏茶的過來,那個門得開開!”
“就是!”
“你知道我要乾什麼?”
“知道!”
“啊?”
“知道!你的心,我的心,都是一樣!”
次日,好媽媽早早就到了。她坐了好象一年的樣子,才聽到周四尖銳的嗓音漸漸由遠而近:“杏兒——茶喲。”好媽媽的手哆嗦起來,眼睛釘住那邊的刺刀尖——一個小白星似的。“杏兒——茶喲。”周四就快到她麵前了,她的眼幾乎不能轉動,象黏在了刺刀尖上。忽然,直象一條黑影兒,由便道上閃到馬路邊的一棵柳樹後,緊跟著,槍響了,一聲兩聲。那個兵倒在了地上。南邊北邊響了警笛。那條黑影閃進了驢兒胡同。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來,趕過馬路這邊。南邊北邊的“崗”,也都趕到,象作戰的螞蟻似的,匆忙的過了句話,都趕進胡同中去。好媽媽停止了呼吸。等了許久許久,那些兵全回來了,沒有那個少年,她喘了口氣,哆嗦著拿起那雙襪子來,頭也不願再抬一抬。
也就是剛四點鐘吧,她想收活回家,她的心裡堵得慌,正在這麼想,取襪子的來了!她幾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!楞了一會兒,她把襪子遞給他。他蹲在一旁,看著襪子,低聲的問:“早晨我打死他沒有。”
好媽媽微微一搖頭。“他裝死兒呢,一會兒就爬起來了。”“嘔!下回得用炸彈!”他一邊說著,一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:“媽媽和李五分吧。”
“留著用吧,我不要!”好媽媽擺了擺手。“你要是有槍啊,給王二一支,他也願意乾。”
“有的是人,媽媽!”
“你姓什麼呢?”
“暫時沒有姓名,”少年立起來,把襪子和錢票都塞在衣袋裡,想了想:“啊,也許永久沒有姓名!再見,媽媽!”“哎,下回來,打準一點!”好媽媽的心裡又不堵得慌了。
他們三個又坐在一處,互相報告著工作,並且計劃著以後的辦法。
範明力的厚嘴唇仿佛更厚了些,增加了沉默剛毅的神氣。吳聰的窄胸似乎已裝不下那些熱氣,挺著細脖,張著點嘴,象打鳴的雞似的。他——不象範明力——有點按不住他的得意,越想兩三日來的成績越高興。王文義不得意,也不失望,而是客觀的批判著:
“咱們的成功與失敗都沒關係,唯一的好處是把未死的人心給激動起來了。咱們的心,大家的心,都並差不很多。我們隻是作了應該作的事,至多也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。好吧,我們商量明天的事;就熱打鐵,教這座城必定變成敵人的墳墓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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