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早晨起來就落著清雪。在一個灰色的大門洞裡，有兩個戴著大皮帽子的人，在那裡響著大鋸。
“扔，扔，扔，扔……”好像唱著歌似的，那白亮亮的大鋸唱了一早晨了。
大門洞子裡，架著一個木架，木架上邊橫著一個圓滾滾的大木頭。那大木頭有一尺多粗，五尺多長。兩個人就把大鋸放在這木頭的身上，不一會工夫，這木頭就被鋸斷了。先是從腰上鋸開分做兩段，再把那兩段從中再鋸一道，好像小圓凳似的，有的在地上站著，有的在地上躺著。而後那木架上又被抬上來一條五尺多長的來，不一會工夫，就被分做兩段，而後是被分做四段，從那木架上被推下去了。
同時離住宅不遠，那裡也有人在拉著大鋸……城門外不遠的地方就有一段樹林，樹林不是一片，而是一段樹道，沿著大道的兩旁長著。往年這夾樹道的榆樹，若有窮人偷剝了樹皮，主人定要捉拿他，用繩子捆起來，用打馬的鞭子打。活活的樹，一剝就被剝死了。說是養了一百來年的大樹，從祖宗那裡繼承下來的，哪好讓它一旦死了呢！將來還要傳給第二代、第三代兒孫，最好是永遠留傳下去，好來證明這門第的久遠和光榮。
可是，今年卻是這樹林的主人自己發的號令，用大鋸鋸著。
那樹因為年限久了，樹根紮到土地裡去特彆深。伐樹容易，拔根難。樹被鋸倒了，根隻好留待明年春天再拔。
樹上的喜鵲窩，新的舊的有許多。樹一被伐倒，喀喀喀地響著，發出一種強烈的不能控製的響聲；被北風凍乾的樹皮，觸到地上立刻碎了，斷了。喜鵲窩也就跟著墜到地上了，有的跌破了，有的則整個地滾下來，滾到雪地裡去，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。
是凡跌碎了的，都是隔年的，或是好幾年的；而有些新的，也許就是喜鵲在夏天自己建築的，為著冬天來居住。這種新的窩是非常結實，雖然是已經跟著大樹躺在地上了，但依舊是完好的，仍舊是呆在樹丫上。那窩裡的鳥毛還很溫暖的樣子，被風忽忽地吹著。
往日這樹林裡，是禁止打鳥的，說是打鳥是殺生，是不應該的，也禁止孩子們破壞鳥窩，說是破壞鳥窩，是不道德的事情，使那鳥將沒有家了。
但是現在連大樹也倒下了。
這趟夾樹道在城外站了不知多少年，好像有這地方就有這樹似的，人們一出城門，就先看到這夾道，已經看了不知多少年了。在感情上好像這地方必須就有這夾樹道似的，現在一旦被砍伐了去，覺得一出城門，前邊非常的荒涼，似乎總有一點東西不見了，總少了一點什麼。雖然還沒有完全砍完，那所剩的也沒有幾棵了。
一百多棵榆樹，現在沒有幾棵了，看著也就全完了。所剩的隻是些個木樁子，遠看看不出來是些個什麼。總之，樹是全沒有了。隻有十幾棵，現在還在伐著，也就是一早一晚就要完的事了。
那在門洞子裡兩個拉據的大皮帽子，一個說：
“依你看，大少爺還能回來不能？”
另一個說：
“我看哪……人說不定有沒有了呢……”
其中的一個把大皮帽子摘下來，拍打著帽耳朵的白霜。另一個從腰上解下小煙袋來，準備要休息一刻了。
正在這時候，上房的門喀喀地響著就開了，老管事的手裡拿著一個上麵貼有紅綬的信封，從台階上下來，懷懷疑疑，把嘴唇咬著。
那兩個拉鋸的，剛要點起火來抽煙，一看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那裡邊鬨了。於是連忙把煙袋從嘴上拿下來，一個說，另一個聽著：
“你說大少爺可真的去打日本去了嗎？……”
正在說著，老管事的就走上前來了，走進大門洞，坐在木架上，把信封拿著給他們兩個細看。
他們兩個都不識字，老管事的也不識字。不過老管事的閉著眼睛也可以背得出來，因為這樣的信，他的主人自從生了病的那天就寫，一天或是兩封三封，或是三封五封。他已經寫了三個月了，因為他已經病了三個月了。
寫得連家中的小孩子也都認識了。
所以老管事的把那信封頭朝下、腳朝上的倒念著：
老管事的全念對了，隻是中間寫在紅綬上的那一行，他隻念了“耿振華收”，而丟掉了“吾兒”兩個字。其中一個拉鋸的，一聽就聽出來那是他念錯了，連忙補添著說：
“耿振華吾兒收。”
他們三個都仔細地往那信封上看著，但都看不出“吾兒”兩個字寫在什麼地方，因為他們都不識字。反正背也都背熟的了，於是大家丟開這封信不談，就都談著“大先生”，就是他們的主人的病，到底是個什麼來曆，中醫說肝火太盛，由氣而得；西醫說受了過度的刺激，神經衰弱。而那會算命的本地最有名的黃半仙，卻從門簾的縫中看出了耿大先生是前生注定的骨肉分離。
因為耿大先生在民國元年的時候，就出外留學，從本地的縣城，留到了省城，差一點就要到北京去的，去進北京大學堂。雖是沒有去成，思想總算是革命的了。他的書箱子裡密藏著孫中山先生的照片，等到民國七八年的時候，他才敢拿出來給大家看，說是從前若發現了有這照片是要被殺頭的。
因此他的思想是維新的多了，他不迷信，他不信中醫。他的兒子，從小他就不讓他進私學館，自從初級小學堂一開辦，他就把他的女兒和兒子都送進小學堂去讀書。
他的母親活著的時候，很是迷信，跳神趕鬼，但是早已經死去了。現在他就是一家之主，他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。他的夫人，五十多歲了，讀過私學館，前清時代她的父親進過北京去趕過考，考是沒有考中的，但是學問很好，所以他的女兒《金剛經》、《灶王經》都念得通熟，每到夜深人靜，還常燒香打坐，還常拜鬥參禪。雖然五十多歲了，其間也受了不少的丈夫的阻撓，但她善心不改，也還是常常偷著在灶王爺那裡燒香。
耿大先生就完全不信什麼灶王爺了，他自己不加小心撞了灶王爺板，他硬說灶王爺板撞了他。
於是很開心地拿著燒火的叉子把灶王爺打了一頓。
他說什麼是神，人就是神。自從有了科學以來，看得見的就是有，看不見的就是沒有。
所以那黃半仙剛一探頭，耿大先生唔嘮一聲，就把他嚇回去了，隻在門簾的縫中觀了形色，好在他自承認他的功夫是很深的，隻這麼一看，也就看出個所以然來。他說這是他命裡注定的前世的孽緣，是財不散，是子不離。“是財不散，是兒不死。”民間本是有這句俗話的。但是“是子不離”這可沒有，是他給編上去的，因為耿大少爺到底是死是活，誰也不知道，於是就隻好將就著用了這麼一個含糊其詞的“離”字。
假若從此音信皆無，真的死了，不就是真的“離”了嗎？假若不死，有一天回來了，那就是人生的悲、歡、離、合，有離就有聚，有聚就有離的“離”。
黃半仙這一套理論，不能發揚而光大之，因為大先生雖然病得很沉重，但是他還時時地清醒過來，若讓他曉得了，全家上下都將不得安寧，他將要換著個兒罵，從他夫人罵起，一直罵到那燒火洗碗的小打。所以在他這生病的期中，隻得請醫生，而不能夠看巫醫，所以像黃半仙那樣的，隻能到下房裡向夫人討一點零錢就去了。是沒有工夫給他研究學理的。
現在那兩個大皮帽子各自拿了小煙袋，點了火，彼此的咳嗽著，正想大大地發一套議論，討論一下關於大少爺的一去無消息。有管事的在旁，一定有什麼更豐富的見解。
老管事的用手把胡子來回地抹著，因為不一會工夫，他的胡子就掛滿了白霜。他說：
“人還不知有沒有了呢，看這樣子跑了一個還要搭一個。”
那拉木頭的就問：
“大先生的病好了一點沒有？”
老管事的坐在木架上，東望望，西望望，好像無可無不可的神情，似乎並不關心，而又像他心裡早有了主意，好像事情的原委他早已觀察清楚了，一步一步地必要向哪一方麵發展，而必要發展到怎樣一個地步，他都完全看透徹了似的。他隨手抓起一把鋸末子來，用嘴唇吹著，把那鋸末子吹了滿身，而後又用手拍著，把那鋸末子都拍落下去。而後，他彎下腰去，從地上搬起一個圓木墩子來，把那木墩子放在木架上，而後拍著，並且用手揪著那樹皮，撕下一小片來，把那綠盈盈的一層掀下來，放在嘴裡，一邊咬著一邊說：
“還甜絲絲的呢，活了一百年的樹，到今天算是完了。”
而後他一腳把那木墩子踢開。他說：
“我活了六十多年了，我沒有見過這年月，讓你一，你不敢二，讓你說三，你不敢講四。完了，完了……”
那兩個拉鋸的把眼睛呆呆的不轉眼珠。
老管事的把煙袋鍋子磕著自己的氈鞋底：
“跑毛子的時候，那俄大鼻子也殺也砍的，可是就隻那麼一陣，過去也就完了。沒有像這個的，油、鹽、醬、醋、吃米、燒柴，沒有他管不著的；你說一句話吧，他也要聽聽；你寫一個字吧，他也要看看。大先生為了有這場病的，雖說是為著兒子的啦，可也不儘然，而是為著那小……小□□。”
正說到這裡，大門外邊有兩個說著“咯大內、咯大內”的話的綠色的帶著短刀的人走過。老管事的他那掉在地上的寫著“大中華民國”字樣的信封，伸出腳去就用大氈鞋底踩住了，同時變毛變色地說：
“今年冬天的雪不小，來春的青苗錯不了嗬！……”
那兩個人“咯大內、咯大內”地講著些個什麼走過去了。
“說鬼就有鬼，說鬼鬼就到。”
老管事的站起來就走了，把那寫著“大中華民國”的信封，一邊走著一邊撕著，撕得一條一條的，而後放在嘴裡咬著，隨咬隨吐在地上。他徑直走上正房的台階上去了，在那台階上還聽得到他說：
“活見鬼，活見鬼，他媽的，活見鬼……”
而後那房門喀喀地一響，人就進去了，不見了。
清雪還是照舊地下著，那兩個拉鋸的，又在那裡唰唰地工作起來。
這大鋸的響聲本來是“扔扔”的，好像是唱著歌似的，但那是離得遠一點才可以聽到的，而那拉鋸的人自己就隻聽到“唰唰唰”。
鋸末子往下飛撒，同時也有一種清香的氣味發散出來。那氣味甜絲絲的，鬆香不是鬆香，楊花的香味也不是的，而是甜的，幽遠的，好像是在記憶上已經記不得那麼一種氣味的了。久久被忘記了的一回事，一旦來到了，覺得特彆的新鮮。因為那拉鋸的人真是伸手抓起一把鋸末子來放到嘴裡吞下去。就是不吞下這鋸末子，也必得撕下一片那綠盈盈的貼身的樹皮來，放到嘴裡去咬著，是那麼清香，不咬一咬這樹皮，嘴裡不能夠有口味。剛一開始，他們就是那樣咬著的。現在雖然不至再親切得去咬那樹皮了，但是那圓滾滾的一個一個的鋸好了的木墩子，也是非常惹人愛的。他們時或用手拍著，用腳尖觸著。他們每鋸好一段，從那木架子推下去的時候，他們就說：
“去吧，上一邊呆著去吧。”
他們心裡想，這麼大的木頭，若做成桌子，做成椅子，修房子的時候，做成窗框該多好，這樣好的木頭哪裡去找去！
但是現在鋸了，毀了，劈了燒火了，眼看著一塊材料不成用了。好像他們自己的命運一樣，他們看了未免的有幾分悲哀。
清雪好像菲薄菲薄的玻璃片似的，把人的臉，把人的衣服都給閃著光，人在清雪裡邊，就像在一張大的紗帳子裡似的。而這紗帳子又都是些個玻璃末似的小東西組成的，它們會飛，會跑，會紛紛地下墜。
往那大門洞裡一看，隻影影綽綽地看得見人的輪廓，而看不清人的鼻子眼睛了。
可是拉鋸的響聲，在下雪的天氣時，反而聽得特彆的清楚，也反而聽得特彆的遠。因為在這樣的天氣裡邊，人們都走進屋子裡去過生活了。街道上和鄰家院子，都是靜靜的。人聲非常的稀少，人影也不多見。隻見遠近處都是茫茫的一片白色。
尤其是在曠野上，遠遠地一望，白茫茫的，簡直是—片白色的大化石。曠野上遠處若有一個人走著，就像一個黑點在移動著似的；近處若有人走著，就好像一個影子在走著似的。
在這下雪的天氣裡是很奇怪的，遠處都近，近的反而遠了，比方旁邊有人說話，那聲音不如平時響亮。遠處若有一點聲音，那聲音就好像在耳朵旁邊似的。
所以那遠處伐樹的聲音，當他們兩個一休息下來的時候，他們就聽見了。
因為太遠了，那拉鋸的“扔扔”的聲音不很大，好像隔了不少的村莊，而聽到那最後的音響似的，似有似無的。假若在記憶裡邊沒有那伐樹的事情，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樹的聲音了。或者根本就聽不見。
“一百多棵樹。”因為他們心裡想著，那個地方原來有一百多棵樹。
在晴天裡往那邊是看得見那片樹的，在下雪的天裡就有些看不見了，隻聽得不知道什麼地方“扔、扔、扔、扔”。他們一想，就定是那伐樹的聲音了。
他們聽了一會，他們說：
“百多棵樹，煙消火滅了，耿大先生想兒子想瘋了。”
“一年不如一年了，完了，完了。”
櫻桃樹不結櫻桃了，玫瑰樹不開花了。泥大牆倒了，把櫻桃樹給軋斷了，把玫瑰樹給埋了。櫻桃軋斷了，還留著一些枝杈，玫瑰竟埋得連影都看不見了。
耿大先生從前問小孩子們：
“長大做什麼？”
小孩子們就說：
“長大當官。”
現在老早就不這麼說了。
他對小孩子們說：
“有吃有喝就行了，榮華富貴咱們不求那個。”
從前那客廳裡掛著的畫，威爾遜，拿破侖，現在都已經摘下去了，尤其是那拿破侖，英雄威武得實在可以，戴著大帽子，身上佩著劍。
耿大先生每天早晨吃完了飯，往客廳裡一坐，第一個拿破侖，第二個威爾遜，還有林肯，華盛頓……挨著排講究一遍。講完了，大的孩子讓他照樣地背一遍，小的孩子就讓他用手指指出哪個是威爾遜，哪個是拿破侖。
他說人要英雄威武，男子漢，大丈夫，不做威爾遜，也做拿破侖。
可是現在沒有了，那些畫都從牆上摘下去了，另換上一個麵孔，寬衣大袖，安詳端正，很大的耳朵，很紅的嘴唇，一看上去就是仁義道德。但是自從掛了這畫之後，隻是白白地掛著，並沒有講。
他不再問孩子們長大做什麼了。孩子們偶爾問到了他，他就說：“隻求足衣足食，不求彆的。”
這都是日本人來了之後，才改變了的思想。
再不然就說：
“人生百年，三萬六千日，不如僧家半日閒。”
這還都是大少爺在家裡時的思想。大少爺一走了，開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麼意見，心裡暗恨生氣，隻覺得這孩子太不知好歹。但他想過了一些時候，就會回來的了，年輕的人，聽說哪方麵熱鬨，就往哪方麵跑。他又想到他自己年輕的時候，也是那樣。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，還偷偷地加入了革命黨呢。現在還不是，青年人，血氣盛，聽說是要打日本，自然是眼紅，現在讓他去吧，過了一些時候，他就曉得了。他以為到了中國就不再是“滿洲國”了。說打日本是可以的了。其實不然，中國也不讓說打日本這個話的。
本地縣中學裡的學生跑了兩三個。聽說到了上海就被抓起來了。聽說犯了抗日遺害民國的罪。
這些或者不是事實，耿大先生也沒有見過，不過一聽說，他就有點相信。因為他愛子心切，所以是凡聽了不好的消息他就相信。他想兒子既走了，是沒有法子叫他回來的，隻希望他在外邊碰了釘子就回來了。
看著吧，到了上海，沒有幾天，也是回來的。年輕人就是這樣，聽了什麼一個好名聲，就跟著去了，過了幾天也就回來了。
耿大先生把這件事情不十分放在心上。
兒子的母親，一哭哭了三四天，說是兒子走的三四天前，她就看出來那孩子有點不對。那孩子的眼池是紅的，一定是不忍心走，哭過了的，還有他問過他母親一句話，他說：
“媽，弟弟他們每天應該給他們兩個鐘頭念中國書。儘念日本書，將來連中國字都不認識了，等一天咱們中國把日本人打跑了的時候，還滿口日本話，那該多麼恥辱。”
媽就說：
“什麼時候會打跑日本的？”
兒子說：
“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……”
這不明明跟母親露一個話風嗎？可惜當時她不明白，現在她越想越後悔。假如看出來了，就看住他，使他走不了。假如看出來了，他怎麼也是走不了的。母親越想越後悔，這一下子怕是不能回來了。
母親覺得雖然打日本是未必的，但總覺得兒子走了，怕是不能回來了，這個陰影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。也許本地縣中學裡的那兩個學生到了上海就音信皆無，給了她很大的恐怖。總之有一個可怕的陰影，不知怎麼的，似乎是兒子就要一去不回來。
但是這話她不能說出來，同時她也不願意這樣地說，但是她越想怕是兒子就越回不來了。所以當時她到兒子的房裡去檢點衣物的時候，她看見了兒子的出去打獵戴的那大帽子，她也哭。她看見兒子的皮手套，她也哭。哭得像個淚人似的。
子的皮手套，她也哭。哭得像個淚人似的。
兒子的書桌上的書一本一本地好好地放著，毛筆站在筆架上，鉛筆橫在小木盒裡。那兒子喝水的茶杯裡還剩了半杯茶呢！兒子走了嗎？這實在不能夠相信。那書架上站著的大圓馬蹄表還在哢哢哢地一秒一秒地走著。那還是兒子親手上的表呢。
母親摸摸這個，動動那個，似乎是什麼也沒有少，一切都照原樣，屋子裡還溫熱熱的，一切都像等待著晚上兒子回來照常睡在這房裡，一點也不像這主人就一去也不回來了。
兒子一去就是三年，隻是到了上海的時候，有過兩封信。以後就音信皆無了，傳說倒是很多。
正因為傳說太多了，不知道相信哪一條好。盧溝橋，“八·一三”，兒子走了不到半年中國就打日本了。
但是兒子可在什麼地方，音信皆無。
傳說就在上海張發奎的部隊裡，當了兵，又傳說沒有當兵，而做了政治工作人員。後來，他的一個同學又說他早就不在上海了，在陝西八路軍裡邊工作。過了幾個月說都不對，是在山西的一個小學堂裡教書。還有更奇妙的，說是兒子生活無著，淪落街頭，無法還在一個瓷器公司裡邊做了一段小工。
對於這做小工的事情，把母親可憐得不得了。母親到處去探聽，親戚，朋友，隻要平常對於她兒子一有來往的地方，她就沒有不探聽遍了的。尤其兒子的同學，她總想，他們是年輕人，哪能夠不通信。等人家告訴她實實在在不知道的時候，她就說：
“你們瞞著我，你們哪能不通信的。”
她打算給兒子寄些錢去，可是往哪裡寄呢？沒有通信地址。她常常以為有人一定曉得她兒子的通信處，不過不敢告訴她罷了；她常以為尤其是兒子的同學一定知道他在哪裡，不過不肯說，說了出來，怕她去找回來。所以她常對兒子的同學說：
“你們若知道，你們告訴我，我決不去找他的。”
有時竟或說：
“他在外邊見見世麵，倒也好的，不然像咱們這個地方東三省，有誰到過上海。他也二十多歲了，他願意在外邊呆著，他就在外邊呆著去吧，我才不去找他的。”
對方的回答很簡單：
“我們不知道，我們不知道。”
有時她這樣用心可憐地說了一大套，對方也難為情起來了。說：
“老伯母，我們實在不知道。我們若知道，我們就說了。”
每次都是毫無下文，無結果而止。她自己也覺得非常的空虛，她想下回不問了，無論誰也不問了，事不關己，誰願意聽呢？人都是自私的，人家不告訴她，她心裡竟或恨了彆人，她想再也不必問了。
但是過些日子她又忘了，她還是照舊地問。
怎麼能夠淪為小工呢？耿家自祖上就沒有給人家做工的，真是笑話，有些不十分相信，有些不可能。
但是自從離了家，家裡一個銅板也沒有寄去過，上海又沒有親戚，恐怕做小工也是真的了。
母親愛子心切，一想到這裡，有些不好過，有些心酸，眼淚就來到眼邊上。她想這孩子自幼又嬌又慣地長大，吃、穿都是彆人扶持著，現在給人做小工，可怎麼做呢？可憐了我這孩子了！母親一想到這裡，每逢吃飯，就要放下飯碗，吃不下去。每逢睡覺，就會忽然地醒來，而後翻轉著，無論怎樣也再睡不著。若遇到刮風的夜，她就想刮了這樣的大風，若是一個人在外邊，夜裡睡不著，想起家來，那該那麼難受。
因為她想兒子，所以她想到了兒子要想家的。
下雨的夜裡，她睡得好好的，忽然一個雷把她驚醒了，她就再也睡不著了。她想，淪落在外的人，手中若沒有錢，這樣連風加雨的夜，怎樣能夠睡著？背井離鄉，要親戚沒有親戚，要朋友沒有朋友，又風雨交加。其實兒子離她不知幾千裡了，怎麼她這裡下雨，兒子那裡也會下雨的？因為她想她這裡下雨了，兒子那裡也是下雨的。
兒子到底當了小工，還是當了兵，這些都是傳聞，究竟沒有證實過。所以做母親的迷離恍惚地過了兩三年，好像走了迷路似的，不知道東西南北了。
母親在這三年中，會說東忘西的，說南忘北的，聽人家唱鼓詞，聽著聽著就哭了；給小孩子們講瞎話，講著講著眼淚就流下來了。一說街上有個叫花子，三天沒有吃飯餓死了，她就說：“怎麼沒有人給他點剩飯呢？”說完了，她的眼睛上就像是來了眼淚，她說人們真狠心得很……
母親不知為什麼，變得眼淚特彆多，她無所因由似的說哭就哭，看見彆人家娶媳婦她也哭，聽說誰家的少爺今年定了親了，她也哭。
可是耿大先生則不然，他一聲不響，關於兒子，他一字不提。他不哭，也不說話，隻是夜裡不睡覺。靜靜地坐著，往往一坐坐個通宵。他的麵前站著一根蠟燭，他的身邊放著一本書。那書他從來沒有看過，隻是在那燭光裡邊一夜一夜地陪著他。
兒子剛走的時候，他想他不久就回來了，用不著掛心的。他一看兒子的母親在哭，他就說：“婦人女子眼淚忒多。”所以當兒子來信要錢的時候，他不但沒有給寄錢去，反而寫信告訴他說，要回來，就回來，不回來，必是自有主張，此後也就不要給家來信了，關裡關外地通信，若給人家曉得了，有關身家性命。父親是用這種方法要挾兒子，使他早點回來。誰知兒子看了這信，就從此不往家裡寫信了。
無音無信地過了三年，雖然這之中的傳聞他也都聽到了，但是越聽越壞，還不如不聽的好。不聽倒還死心塌地，就和像未曾有過這樣的一個兒子似的。可是偏聽得見的，隻能聽見，又不能證實，就如隱約欲斷的琴音，往往更耐人追索……
耿大先生為了忘卻這件事情，他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，就是夜裡不願意睡覺，願意坐著。
他夜裡坐了三年，竟把頭發坐白了。
開初有的親戚朋友來，還問他大少爺有信沒有，到後來竟連問也沒有人敢問了。人一問他，他就說：
“他們的事情，少管為妙。”
人家也就曉得耿大先生避免著再提到兒子。家裡的人更沒有人敢提到大少爺的。大少爺住過的那房子的門鎖著，那裡邊鴉雀無聲，灰塵都已經滿了。太陽晃在窗子的玻璃上，那玻璃都可以照人了，好像水銀鏡子似的。因為玻璃的背後已經掛了一層灰禿禿的塵土。把臉貼在玻璃上往裡邊看，才能看到裡邊的那些東西，床、書架、書桌等類，但也看不十分清楚。因為玻璃上塵土的關係，也都變得影影綽綽的。
這個窗沒有人敢往裡看，也就是老管事的記性很不好，挨了不知多少次的耿大先生的瞪眼，他有時一早一晚還偷偷摸摸地往裡看。
因為在老管事的感覺裡，這大少爺的走掉，總覺得是鳳去樓空，或者是淒涼的家敗人亡的感覺。
眼看著大少爺一走，全家都散心了。到吃飯的時候，桌上擺著碗筷，空空地擺著，沒有人來吃飯。到睡覺的時候，不睡覺，通夜通夜地上房裡點著燈。家裡油鹽醬醋沒有人檢點，老廚子偷油、偷鹽，並且拿著小口袋從米缸裡往外灌米。送柴的來了，沒有人過數；送糧的來了，沒有人點糧。柴來了就往大廩上一扔，糧來了，就往倉子裡一倒，夠數不夠數，沒有人曉得。
院牆倒了，用一排麥稈附上；房子漏了雨，拿一塊磚頭壓上。一切都是往敗壞的路上走。一切的光輝生氣隨著大少爺的出走失去了。
老管事的一看到這裡，就覺得好像家敗人亡了似的，默默地心中起著悲哀。
因為是上一代他也看見了，並且一點也沒有忘記，那就是耿大先生的父親在世的時候那種兢兢業業的。現在都哪裡去了，現在好像是就要煙消雲散了。
他越看越不像樣，也就越要看。他覺得上屋裡沒人，他就蹺著腳尖，把頭蓋頂在那大少爺的房子的玻璃窗上，往裡看著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要看什麼，好像是在憑吊。
其餘的家裡的孩子，誰也不敢提到哥哥，誰要一提到哥哥，父親就用眼睛瞪著他們。或者是正在吃飯，或者是正在玩著，若一提到哥哥，父親就說：
“去吧，去一邊玩去吧。”
耿大先生整天不大說話。他的眼睛是灰色的，他在屋子裡坐著，他就直直地望著牆壁。他在院子裡站著，他就把眼睛望著天邊。他什麼也不說，什麼也不觀察，把嘴再緊緊地閉著，好像他的嘴裡邊已經咬住了一種什麼東西。
但是現在耿大先生早已經病了，有的時候清醒，有的時候則昏昏沉沉地睡著。
那就是今年陰曆十二月裡，他聽到兒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。
這消息是本街上兒子的從前的一個同學那裡傳出來的。
正是這些時候，“滿洲國”的報紙上大加宣傳說是中國要內戰了，不打日本了，說是某某軍隊竟把某某軍隊一夥給殺光了，說是連軍人的家屬連婦人帶小孩都給殺光了。
這些宣傳，日本一點也不出於好心。為什麼知道他不是出於好心呢？因為下邊緊接著就說，還是“滿洲國”好，國泰民安，趕快地不要對他們的祖國懷著希望。
耿大先生一看，耿大先生就看出這又在造謠生事了。
耿大先生每天看報的，雖然他不相信，但也留心著，反正沒有事做，就拿著報紙當消遣。有一天報上畫著些小人，旁邊注著字：“自相殘殺”。另外還有一張畫，畫的是日本人，手裡拉著“滿洲國”的人，向前大步地走去，旁邊寫著：“日滿提攜”。
耿大先生看完了報說：
“小日本是亡不了中國的，小日本無恥。”
有一天，耿大先生正在吃飯，客廳裡邊來了一個青年人在說話，說話的聲音不大，說了一會就走了。他也絕沒想到廳中有人。
耿太太也正在吃飯，知道客廳裡來了客人，過去就沒有回來，飯也沒有吃。
到了晚上，全家都知道了，就是瞞著耿大先生一個人不知道。大少爺在外邊當兵打仗死了。
老管事的打著燈籠到廟上去燒香去了，回來把胡子都哭濕了，他說：
“年輕輕的，那孩子不是那短命的，規矩禮法，溫文爾雅……”
戴著大皮帽子的家裡的長工，翻來覆去地說：
“奇怪，奇怪。當兵是窮人當的，像大少爺這身分為啥去當兵的？”
另外一個長工就說：
“打日本罷啦！”
長工們是在夥房裡講著。夥房的鍋台上點起小煤油燈來，燈上沒有燈罩，所以從火苗上往上升著黑煙。大鍋裡邊煮著豬食，咕嚕咕嚕的，從鍋沿邊往上升著白汽，白汽升到房梁上，而後結成很大的水點滴下來。除了他們談論大少爺的說話聲之外，水點也在啪嗒啪嗒地落著。
耿太太在上屋自己的臥房裡哭了好一陣，而後拿著三炷香到房簷頭上去跪著念《金剛經》。當她走過來的時候，那香火在黑暗裡一東一西地邁著步，而後在房簷頭上那紅紅的小火點停住了。
老管事的好像哨兵似的給耿太太守衛著，說大先生沒有出來。於是耿太太才喃喃地念起經來。
一邊念著經，一邊哭著，哭了一會，忘記了把聲音漸漸地放大起來，老管事的在一旁說：
“小心大先生聽見，小點聲吧。”
耿太太又勉強著把哭聲收回去，以致那喉嚨裡邊好像有什麼在橫著似的，時時起著咯咯的響聲。
把經念完了，耿太太昏迷迷地往屋裡走，哪想到大先生就在玻璃窗裡邊站著。她想這事情的原委，已經被他看破，所以當他一問：“你在做什麼？”她就把實況說了出來：
“咱們的孩子被中國人打死了。”
耿大先生說：
“胡說。”
於是，拿著這些日子所有的報紙來，看了半夜，滿紙都是日本人的挑撥離間，卻看不出中國人會打中國人來。
直到雞叫天明，耿大先生伏在案上，枕著那些報紙，忽然做了一夢。
在夢中，他的兒子並沒有死，而是做了抗日英雄，帶領著千軍萬馬，從中國殺向“滿洲國”來了。
耿大先生一夢醒來，從此就病了，就是那有時昏迷，有時清醒的病。
清醒的時候，他就指揮著伐樹。他說：
“伐呀，不伐白不伐。”
把樹木都鋸成短段。他說：
“燒啊！不燒白不燒，留著也是小日本的。”
等他昏迷的時候，他就要筆要墨要寫信，那樣的信不知寫了多少了，隻寫信封，而不寫內容的。
信封上總是寫：
這信不知道他要寄到什麼地方去，隻要客人來了，他就說：
“你等一等，給我帶一封信去。”
老管事的提著酒瓶子到街上去裝酒，從他窗前一經過，他就把他叫住：
“你等一等，我這兒有一封信給我帶去。”
不管什麼人上街，若讓他看見，他就要帶一封信去。
醫生來了，一進屋，皮包還沒有放下，他就對醫生說：
“請等一等，給我帶一封信去！”
家裡的人，覺得這是一種可怕的情形。若是來了日本客人，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帶去，可就糟了。
所以自從他一發了病，也就被幽禁起來，把他關在最末的一間房子的後間裡，前邊罩著窗簾，後邊上著風窗。
晴天時，太陽在窗簾的外邊，那屋子是昏黃的；陰天時，那屋子是發灰色的。那屋裡什麼也沒有，隻有一個高大的暖牆，在一邊站著，那暖牆是用白淨的凸花的瓷磚砌的。其餘彆的東西都已經搬出去了，隻有這暖牆是無法可搬的，隻好站在那裡讓耿大先生遲遲地看來看去。他好像不認識這東西，不知道這東西的性質，有的時候看，有的時候用手去撫摸。
家裡的人看了這情形很是害怕，所以把所有的東西都搬開了，不然他就樣樣地細細地研究，燈台、茶碗、盤子、帽盒子，他都拿在手裡觀摩。
現在都搬走了，隻剩了這暖牆不能搬了。他就細細地用手指摸著這暖牆上的花紋。他說：
“怕這也是日本貨吧！”
耿大先生一天很無聊地過著日子。
窗簾整天地上著，風窗整天地上著，昏昏暗暗的，他的生活與世隔離了。
他的小屋雖然安靜，但外邊的聲音也還是可以聽得到的。外邊狗咬，或是有腳步聲，他就說：
“讓我出去看看，有人來了。”
或是：
“有人來了，讓他給我帶一封信去。”
若有人阻止了他，他也就不動了；旁邊若沒有人，他會開門就經過耿太太的臥房，再經過客廳就出去的。
有一天日本東亞什麼什麼協進會的乾事，一個日本人來到家裡了，要與耿大先生談什麼事情，因為他也是協進會的董事。
這一天，可把耿太太嚇壞了。
“上街去了。”說完了，自己的臉色就變白了。
因為一時著急說錯了，假若那日本人聽說他病在家裡不見，這不是被看破了實情，無疑也有弊了。
於是大家商量著，把耿大先生又給換了一個住處。這房間又小又冷，原來是個小偏房，是個使女住的。屋裡沒有壁爐，也沒有暖牆，隻生了一個炭火盆取暖。因為這房子在所有的房子的背後，或者更周密一些。
但是並不，有一天醫生來到家裡給耿大先生診病。正在客廳裡談著，說耿大先生的病沒有見什麼好，可也沒有見壞。
正這時候，掀開門簾，耿大先生進來了，手裡拿了一封信說：
“我好了，我好了。請把這一封信給我帶去。”
耿太太嚇慌了，這假若是日本人在，便糟了。於是又把耿大先生換了一個地方。這回更荒涼了，把他放在花園的角上那涼亭子裡去了。
那涼亭子的四角都像和尚廟似的掛著小鐘，半夜裡有風吹來，發出叮叮的響聲。耿大先生清醒的時候就說：
“想不到出家當和尚了，真是笑話。”
等他昏迷的時候他就說：
“給我筆，我寫信……”
那花園裡素常沒有人來，因為一到了冬天，滿園子都是白雪。偶爾一條狗從這園子裡經過，那留下來一連串的腳印，把那完完整整的潔淨得連觸也不敢觸的大雪地給踏破了，使人看了非常的可惜。假若下了第二次雪，那就會平了。假若第二次雪不來，那就會十天八天地留著。
平常人走在路上，沒有人留心過腳印。貓跪在桌子上，沒有留心過那蹤跡。就像鳥雀從天空飛過，沒有人留心過那影子的一樣。但是這平平的雪地若展現在前邊就不然了。若看到了那上邊有一個坑一個點都要追尋它的來曆。老鼠從上邊跳過去的腳印，是一對一對的，好像一對尖尖的棗核打在那上邊了。
雞子從上邊走過去，那腳印好像鬆樹枝似的，一個個的。人看了這痕跡，就想要追尋，這是從哪裡來的？到哪裡去了呢？若是短短的隻在雪上繞了一個彎就回來了的，那麼一看就看清楚了，那東哪裡來的？到哪裡去了呢？若是短短的隻在雪上繞了一個彎就回來了的，那麼一看就看清楚了，那東西在這雪上沒有走了那麼遠。若是那腳印一長串地跑了出去，跑到大牆的那邊，或是跑到大樹的那邊，或是跑到涼亭的那邊，讓人的眼睛看不到，最後究竟是跑到哪裡去了？這一片小小的白雪地，四外有大牆圍，本來是一個小小的世界，但經過幾個腳印足痕的踩踏之後，卻顯得這世界寬廣了。因為一條狗從上邊跑過了，那狗究竟是跳牆出去了呢，還是從什麼地方跑回來的。再仔細查那腳印，那腳印隻是單單的一行，有去路，而沒有回路。
耿大先生自從搬到這涼亭裡來，就整天地看著這滿花園子的大雪。那雪若是剛下過了的，非常的平，連一點痕跡也沒有的時候，他就更寂寞了。
那涼亭裡邊生了一個炭火盆，他寂寞的時候，就往炭火盆上加炭。那炭火盆上冒著藍煙，他就對著那藍煙呆呆地坐著。
有一天，有兩個親戚來看他，怕是一見了麵，又要惹動他的心事，他又要寫那“大中華民國抗日英雄耿振華吾兒”的信了。
於是沒敢驚動，就圍繞著涼亭，踏著雪，企圖偷偷看了就走了。
看了一會，沒有人影，又看了一會，連影子也沒有。
耿太太著慌了，以為一定是什麼時候跑出去了。心下想著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可不要闖了亂子。她急忙地走上台階去，一看那吊在門上的鎖，還是好好地鎖著。那鎖還是耿太太臨出來的時候，她自己親手鎖的。
耿太太於是放了心，她想他是睡覺了，她讓那兩個客人站在門外，她先進去看看。若是他精神明白，就請兩位客人進來。若不大明白，就不請他們進來了，免得一見麵第二句話沒有，又是寫那“大中華民國”的信了。但是當她把耳朵貼在門框上去聽的時候，她斷定他是睡著了，於是她就說：“他是睡著了，讓他多睡一會吧。”
帶著客人，一麵說話一麵回到正房去了。
廚子給老爺送飯的時候，一開門，那滿屋子的藍煙，就從門口跑了出來。往地上一看，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邊臥著，一隻手按著自己的胸口，好像是在睡覺，又好像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出來似的。
耿大先生被炭煙熏死了。
外邊涼亭四角的鈴子還在咯棱咯棱地響著。
因為今天起了一點小風，說不定一會工夫還要下清雪的。
（作於1941年3月26日，發表於同年4月13日至29日《星島日報》副刊《星座》，署名蕭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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